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以慈禧為首的清廷頑固派發動政變，宣告了百日維新的失敗。作為戊戌變法領袖之一的梁啟超因此被迫逃亡日本。途中，他懷著悲憤的心情創作了一首《去國行》。梁任公在詩中表現出了對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極度傾慕之情，更是以諸多維新志士的行跡激勵自己「守此松筠涉嚴冬，坐待春回終當有東風」，在當中佔有一席者，便有吉田松陰。
天保元年（1830）八月四日，吉田松陰出生於日本長門國（今山口縣）毛利氏城下町萩的東郊。他的父親杉百合之助是長州藩的一名下級藩士。松陰是其字號，幼名虎之助，其後又更名為大次郎、松次郎，最終改名為寅次郎，直至生命最後。五歲時，其叔父吉田大助去世，松陰成為其養嗣子，繼吉田姓並成為第八代家督。
梁啟超初識松陰，是在康有為的私塾之中。「南海之為教也，凡入塾者皆授以《幽室文稿》。」梁啟超正是通過閱讀這部被譽為「勝於暮鼓晨鐘」的著作，而得以「與松陰先生相晤對」。《幽室文稿》並非一部系統性的理論著作，而更接近于吉田松陰在幽囚期間所寫書簡、雜記、感懷與議論的彙編，其中既有修身自省，也有對時局、教育與國家命運的思考。
《幽室文稿》的寫作時期，也正是松陰人生的重要轉折。對於這位僅活了三十年的幕末人物而言，幽囚與拘禁幾乎佔據了其後半生的大部分時間。但松陰並未在幽禁之中沉寂，恰恰相反，他許多最重要的思想與見解，反而是在這一時期逐漸形成。
松陰所繼嗣的吉田家，因始祖精通和漢兵學，又得山鹿流兵學奧義之傳，而被毛利家召為兵學師範，承擔著在藩校明倫館講授山鹿流兵學的職責。養父去世後，這一責任自然落在松陰身上。自幼深受漢學與兵學薰陶的松陰，九歲時便作為教授見習出仕藩校，十歲正式於明倫館教授家學。十一歲時，又曾當面為藩主毛利敬親講解《武教全書·戰法篇》中的「內三戰」之節，其講解頗受稱賞。
彼時的日本雖然仍在鎖國體制下維持著表面的平靜，但世界局勢早已發生巨大變化，一股來自海洋彼岸的時代暗流，正悄然逼近日本。
嘉永三年（1850）八月二十五日，為窮究山鹿流兵學奧旨，在得到藩的許可後，松陰開始了歷時四個多月的北九洲之旅。他不僅得以瞭解長州之外的民情風俗，也得以初窺清朝與荷蘭文化。對於此前從未離開過萩這一方小天地的松陰而言，這無異接觸到另外一個世界。
次年三月五日，松陰又隨參勤交代的藩主毛利敬親一同踏上奔赴江戶的旅程。作為兵學者，他得以前往相模、安房等海岸調查海防形勢。這種親身實地的觀察，不僅使其更加認識到海防的重要，也進一步激發了其後前往東北諸地遊歷的想法。
在長達一百四十余日的東北之行中，松陰遍覽東北諸藩、遠眺蝦夷（今北海道），其視野也由原本相對閉塞的家學世界中驟然擴展。然而，這次旅行並未事先得到藩的許可。作為藩士，擅自離藩遠遊本屬嚴重違令，松陰也因此受到剝奪士席與世祿的處分。儘管如此，藩主毛利敬親仍對其頗為器重，甚至破格允許其繼續外出遊學。二十四歲的松陰，也因此再次踏上東進之路。
這一年的六月，發生了一件深刻改變日本近代命運的重要事件——「黑船來航」。佩里艦隊駛入浦賀，繼而命蒸汽艦「密西西比號」闖入江戶灣內。這一從未有過的舉動，給日本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惶恐與不安，也讓德川幕府走到了寬永禁令兩百年來關於「鎖國體制是否終結」這一重要的十字路口。
對於曾親眼遠望佩里艦隊的松陰而言，這種衝擊尤為巨大。他深感日本海防之薄弱，也愈發意識到學習西洋軍事與技術的必要性。這種危機意識，最終促成了之後佩里二度來航時松陰果敢的「下田踏海」之舉。
松陰的想法其實十分直接：他希望搭乘軍艦赴美，親自觀察西方世界的學問與技術，從而「求知識於世界」。經過一番艱難周折後，他最終登上了佩里艦隊的旗艦「波哈坦號」。然而，身負對日交涉重任的佩里，為避免刺激日本政府，並未同意松陰的請求，而是將其送返海岸。
在當時，私自渡航海外乃是重罪。不久後，松陰試圖偷渡出海之事便被官府察覺，隨後遭到拘禁，最終被押送至江戶的傳馬町獄。此時的松陰二十五歲。自此以後，他的大部分人生，都將在拘禁與幽囚之中度過。
好在這一次松陰竟意料之外的得免一死，被判令在家鄉蟄居。囚車自江戶出發，經月餘返萩，松陰旋即被投入專門關押武士身份罪人的野山獄。正是在野山獄中，松陰身上作為教育家的潛質得以充分顯現。他將原本沉淪於囚禁生活、對未來早已絕望的獄囚們組織起來，以《孟子》為中心展開討論會。短短五個月間，共舉行了三十四次講會。
經歷一年多牢獄生活後，松陰以「養病」為名獲准出獄，並交由其父監管、閉門自省。雖然離開了野山獄，但其行動依舊受到嚴格限制。此後，松陰開始在原由叔父玉木文之進所創設的村塾中講學，向藩士子弟乃至平民子弟廣開教席。讀經講史、議論時事，此即成為松下村塾活動的開端。
實際上，松下村塾的規模並不大，不過是幾間鄉村小屋。然而，其影響卻遠遠超出了這一狹小空間本身。松陰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不斷深化自己的政治見解，並試圖通過教育，培養繼承尊王攘夷之志的人才。
安政五年（1858）六月二十二日，德川幕府在未獲朝廷正式敕許的情況下，屈服於外夷、與美國簽訂《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日本延續兩百餘年的鎖國體制由此正式終結。這一事件，也使幕府與京都朝廷之間的對立日益加深。與此同時，圍繞第十三代將軍的繼承問題，幕府內部一橋派與南紀派之間的鬥爭也愈發激烈。最終，深感危機的大老井伊直弼發動了著名的「安政大獄」。安政大獄以逮捕尊王攘夷派志士梅田雲濱為開端，其後幕府彈壓愈發嚴厲，京都、江戶志士、公卿及諸藩人士相繼遭到逮捕。
這一時期的松陰，雖然身處幽禁之中，卻始終強烈關注國家命運。幕府一系列在他看來「違敕」「辱國」的舉動，也使其「諫幕」思想日漸激進。
由於活動受限，松陰開始不斷策劃各種激烈行動：他曾授意門人松浦松洞暗殺被其視為實際操縱井伊違敕的水野忠央；又曾謀劃邀尊攘派公卿大原重德西下長州，以圖舉事；其後又計畫由門人赤根武人搗毀京都伏見獄、營救梅田雲濱；甚至還與志同道合者十七人聯名向藩廳請求借用槍械，以「諫阻」老中間部詮勝。
這些計畫大多停留於謀劃階段，最終並未真正付諸實施。但是，從中已可明顯看出，松陰此時的思想已逐漸由原本的「諫言」轉向更激進的行動，乃至帶有明顯政治暗殺色彩。對於長州藩而言，這顯然已是極危險的舉動，因此藩廳最終決定再次將其投入野山獄。
最初，由於上述計畫並未真正實施，松陰在安政大獄中其實並未被幕府重點關注。直到梅田雲濱在審訊中提及自己曾于安政四年訪萩時與松陰會面，幕府才開始懷疑二人之間是否存在秘密謀議，並要求長州藩將松陰押送江戶受審。
就在即將東送前夜，深受松陰人格感召的野山獄司獄福川犀之助，竟冒著極大風險，私自放松陰回家與家人相聚。當天夜裡，松陰泡在母親為其準備的熱水中，母親一邊為他搓背、一邊叮嚀他務必平安歸來。此時，安政大獄最激烈的審訊階段實際上已經接近尾聲，大家普遍認為松陰不過是因牽連調查而被傳訊，並不至於因此喪命。誰也不曾預想，這竟會成為他與骨肉至親的最後訣別。
抵達江戶後，松陰面對審訊從容應對、辯答有據。若僅以梅田雲濱一案而論，幕府未必會對其處以極刑。然而，長期以來幕府種種倒行逆施的所作所為，已使松陰決意以一己之血肉之軀與幕府「明尊攘、辨是非」。他不僅毫不掩飾自己對幕府政策和種種過患的強烈批判，更主動將自己此前所謀劃的一系列行動和盤托出。松陰以其披肝瀝膽的至誠之心、近乎以死明志般的坦率，最終將自己推向了死路。
安政六年（1859）十月二十七日，吉田松陰在江戶傳馬町獄舍內被處斬，他的人生也永遠定格在了三十歲這一年。有人縱然活著，卻不過如行屍走肉；有人雖然死去，其精神與意志卻仿佛獲得了另一種永生。
「開眼看世界」的松陰，並不是一個盲目的閉關鎖國論者。他深知日本與西方列強之間的巨大差距，也曾多次主張積極學習西洋軍事與技術。只是在他看來，「開國」應當是國家自主作出的選擇，而不應是在外部壓力下被迫接受。
另一方面，松陰對於天皇始終抱有極為強烈的尊崇感。在其觀念中，日本乃「天皇一人之天下」，強調「無天皇則無日本」。即便天皇做出如桀紂一般的暴虐之舉，民眾也不能以「仁義」之名加以討伐，惟有伏于皇居門前痛哭諫諍。縱使天皇盛怒謂天下之民應當盡誅，則萬民亦不得已當盡死。這種思想顯然帶有濃厚的傳統忠君倫理色彩，與近代文明的湯湯大勢已格格不入，這又是松陰保守而矛盾的一面。
處在幕末時代的松陰，其帶有儒學式王政觀念的「尊皇」理念，雖並不能簡單等同於後來國家神道體系和軍國主義思想，但不可否認其間存在一定的承繼關係。此外，松陰所提出的「海外補償論」，雖是產生於面對西方列強壓力的民族危機意識之中，但這一主張也成為後來部分日本擴張主義者所借用的重要思想淵源之一，最終給亞洲國家、也給日本自己帶來了深重災難。
然而，也必須承認，吉田松陰對幕末日本的影響極為深遠。他以自身之死，埋下了長州藩倒幕運動的種子；而他在松下村塾所培養出的高杉晉作、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弟子，也在後來成為明治維新的核心人物，推動日本走向近代國家之路。
「志士」一詞，在中文語境中，往往指具有堅定意志與高尚節操、願為理想獻身之人；而在日文語境中，也多指那些心懷遠大抱負、有志於為國家理想和社會變革甘願獻身的人。無論在日本還是中國後來人的書寫中，將「志士」的稱謂賦予吉田松陰，都是至允至當的。只是，當我們回望這位幕末人物時，既不能忽視其在時代變局中所迸發出的理想與激情，也無法回避其思想中所包含的局限與危險。也正因如此，吉田松陰才成為一個複雜而值得反復討論的歷史人物。